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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893年，巴黎，法国汉学家沙畹的《中国两汉石刻》出版，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展示了汉代画像石艺术，开启了西方对中国古代雕塑与绘画的学术研究；1910年，伦敦柏林顿美术俱乐部，一场“中国早期陶器与瓷器展”悄然开幕，展出的491件陶瓷中，出现了大量汉陶、唐三彩、宋瓷，因以往甚少被提及，得到西方藏家广泛关注；1935年，伦敦，皇家艺术学院的展厅里，来全球公私收藏的3000多件中国文物汇聚一堂，成为规模与影响空前的中国艺术展。

　　这些跨越东西方的重要展览和出版，标记着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的认知转变。但这一转变的背后，是近代中国山河破碎、文物大量流失的沉痛历史。从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，到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，再到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、古董商借铁路修筑、考古调查之名盗掘古墓，无数珍宝流散海外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，全球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中，中国文物达160余万件，而流落私人藏家之手者更是不计其数。而记录这些收藏、展览与研究历程的，是大量海外编印的中国文物图录。如今，它们中的56部被集结为《海外编中国古代文物图录辑刊》（全40册）（以下简称《辑刊》)，将那段跨越半个多世纪、横跨大洲的文物流转历史，浓缩在了文献之中。

　　英国的大维德爵士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。他自1915年前后开始收藏中国瓷器，1925年赞助了故宫御书房瓷器展厅的开放，并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这段交往彻底改变了他的收藏品位，他不再追逐西方人偏爱的清代彩瓷，转而参考中国传统审美，大量购藏宋瓷。1934年，他出版了《大维德藏中国陶瓷图录》，扉页由马衡题写中文书名。1950年，他将毕生收藏的1700余件瓷器捐给伦敦大学。其中，他在1920年代购得的那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（后称“大维德瓶”），则为元青花的标准器提供了确凿的实物依据。

　　瑞典霍尔维尔夫妇的《霍尔维尔藏中国陶瓷图录》，不仅记录了藏品本身，还详细记载了每件文物的购买时间、地点、购自何人、购买价格，甚至支票的序号。透过这些记录，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初文物流动的真实轨迹。其中多件周至唐代的陶瓷购自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。此人原是津浦铁路的筑路工程师，因施工中接触出土文物而转为文物商。这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铁路修筑与文物外流之间的历史关联。这些由外国工程师、探险家、传教士经手的文物，多借助治外法权和战乱之机私自运出，构成了近代中国文物劫掠的灰色链条。

　　1921年，东方陶瓷协会成立，成为英国乃至欧洲中国陶瓷研究的核心团体。而更早的1910年柏林顿美术俱乐部展览，也汇集大量藏品。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弗利尔美术馆，瑞典国家远东文物博物馆，法国的赛努奇博物馆与集美博物馆等收藏机构，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其中国艺术收藏的基础。然而，这些西方博物馆的“黄金时代”，恰恰对应着中国文物流失的“至暗时刻”。如今陈列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龙门石窟宾阳洞《帝后礼佛图》浮雕，正是1934年该馆远东部主任普爱伦与中国文物商贩合作，凿石切割、装箱偷运出境的。

　　除文物机构与藏家以外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——卢芹斋。这个出身寒微的中国古董商，从巴黎起家，后成为西方中国文物市场的核心人物。他经手的大量文物如今遍布全球重要博物馆，包括端方旧藏的青铜器、洛阳金村的古玉、龙门石窟的佛雕。他还致力于推广中国文物，精心编印文物图录，邀请当时顶尖学者参与。1950年，他在美国佛罗里达诺顿美术馆举办“上古玉器展”，并亲自为图录撰写序言，序言中如数家珍地列出在其帮助下建立古玉收藏的欧美藏家名单，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。然而，卢芹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，他既是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重要推手，又在客观上向西方推介中国文物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对流失文物追索力度的加大，卢芹斋经手的许多文物已成为追索的目标。

　　1920年代，商周青铜器开始成为西方收藏的新宠。此前西方对青铜器认识极有限：1871年，法国收藏家赛努奇从日本、中国带回1500余件青铜器，其中不乏商周重器，却因无人识货而反响寥寥。但到1925年阿姆斯特丹的中国艺术展，商周青铜器已达30余件；“饕餮”“雷纹”等术语首次出现。到1929年柏林大展，青铜器数目增至80余件。1933年，斯德哥尔摩举办了“中国早期青铜器”展，学者、藏家涌入，城市为之拥塞。

　　这种从“奇物”“美物”向“文物”的转变，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。现代汉学的兴起，为西方提供了理解中国艺术的历史与文化脉络；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艺术界的趋古之风，为中国早期艺术的朴拙提供了欣赏的土壤；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动荡，则使得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物流入市场，为西方的收藏提供了物质条件。更重要的是，西方开始意识到，这些来自古老文明的器物，不是简单的奢侈品或装饰品，而是承载着历史、信仰与精神的“文物”，是一个伟大文明的物质见证。值得提醒的是，这种“发现”的代价是惨痛的，当我们今天在国外博物馆里赞叹那些精美的商周青铜器、北魏佛雕时，不应忘记它们大多是在战乱和盗掘中流失出境的。

　　这些图录多是当年限量发行的稀见文献，沃尔特斯1897年的《东方陶瓷艺术》家印本，仅装订了约200部，每部以丝绸为封、龙纹为饰，如今难得一见。大维德1934年的图录，限量680部，霍尔维尔夫妇的陶瓷图录限印190部。更珍贵的是，它们大多采用珂罗版工艺精印。珂罗版能毫发毕现地再现原作笔墨层次，但印量极有限，往往数百部即告绝版。1913年德国限量发行《道子墨宝》，50开白描人物册页以珂罗版精印，至今仍是研究唐宋绘画的重要资料。日本出版《爽籁馆欣赏》同样采用珂罗版，印制之精良，今人仍叹为观止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1938年出版的《波士顿藏中国绘画图集（汉至宋代）》，图版由日本大塚巧艺社以珂罗版印制，限量300部，代表了当时珂罗版技术的最高水平。这些珍本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善本库，普通读者无缘得见。